伐蜀战争1
在送走李严后，王宗衍的确在“主战派”的游说下，加强了边境的军事力量，以防备后唐的进攻。例如派王宗锷率领右定远军中央禁军中的二十一个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团、旅编制屯驻洋州，以林思谔为利州昭武军节度使屯利州。
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李存勖在沙场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兵书战策早已烂熟于胸，权术阴谋更是炉火纯青。他遵照兵法的指示，“战而示之不战”。
就在王宗衍四处调兵遣将，增强边防武装力量的同时，后唐再派李彦稠访蜀。
与李严的嚣张跋扈、傲慢无礼不同，李彦稠低调而友善，对前蜀表现出了充分的尊重和恭敬，表示自己此行就是要促进双边关系、增进信任、加强合作，总之，就是构建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
这一招非常奏效。王宗衍胸无大志，只求割据蜀地、偏安一隅，他迫切地希望两国友好，保持和平与独立。在热情款待了李彦稠近两个月之后，礼送其归唐，并派翰林学士欧阳彬对后唐做回访。
随后，在这一年924年底，王宗衍主动削减了边防力量，调回了驻扎威武城的关宏业等二十四军，召回了驻武定、武兴的三十七个军，协防秦州的二十九个军，屯驻金州的王宗勋的七个军还让舅舅徐延琼取代了大将王宗弼，挂职“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位居诸功臣旧将之上。
又任命宦官王承休出任秦州节度使，主要任务是搜罗民间美女。
王宗俦力劝王宗衍斩杀李严未果，又见王宗衍轻信了后唐的花言巧语、整日沉迷于声色犬马无法自拔，痛心疾首，私下找到王宗弼，打算执行干爹的遗诏，罢黜王宗衍，另选一个合格的接班人继统。
以王宗弼所蕴含的能量来看，只要他一点头，就一定可以顺利地完成这场政变。然而王宗弼却犹豫不决，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其实这完全符合情理。
史籍记载，王宗衍不理政事，内事交由宦官宋光嗣，外事交由王宗弼，两位托孤重臣联合把持了前蜀最高权力。王宗弼已经位极人臣，达到了名利的顶峰。
如果拥立新君，王宗弼还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显然不能。那么他又何必冒着诛灭九族的风险去干一件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的事儿呢？
除非……他当新君。所以面对王宗俦政变的提议，王宗弼才犹豫不决，要么就不做要做，就要由我王宗弼来做皇帝，可这话不能给王宗俦讲……这就是王宗弼的纠结之处。
王宗俦大概也是猜出了王宗弼的心思。国难当头，你居然……王宗俦忧愤过度，一口气儿没喘上来，含恨去世。
王宗俦死后，王宗弼找来宦官宋光嗣、景润澄等人，对他们说道：“王宗俦怂恿我把你们这些宦官都杀掉，以正朝纲。现在，你们大可以放心啦！”宋光嗣、景润澄等人匍匐在地，哭着拜谢王宗弼的活命之恩。
王宗弼虽然没有发动政变，却利用“政变未遂”出卖王宗俦，收获了宦官集团的信任和感激，巩固了自身既得利益。可以说是很卑鄙无耻了。
连王宗弼的儿子王承班都对身边人说：“我们家即将大祸临头了！”
“主战派”宦官宋光葆提醒王宗衍不要放松警惕，“陛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
宋光葆奏请于嘉州沿江造战舰五百，招募水军五千，顺长江东下，水陆齐发，攻打襄、邓，南出江陵，胜则继进，不利则退守沿江据点再选三万精锐，突袭岐、雍之地，东据河、潼，北结契丹，以重金贿赂之，若契丹出兵则已，如若契丹不出兵，我们也可以据守大散关以保证蜀地无忧。
这份出自宦官的军事计划相当犀利大胆，核心思想是以攻代守。虽然最终战略目标仍是迎合王宗衍的割据蜀地，但他的手段却是用主动进攻代替被动防御。
如今唐蜀互派使节，签订了唐蜀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宋光葆的这份军事计划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万一“友邦惊诧”，我们颜面何存？王宗衍断然拒绝了宋光葆的奏请。
听信后唐的花言巧语，相信了和平的谎言，战略上的严重误判，这是导致前蜀在面对后唐的“闪击战”时出现了一溃千里、望风披靡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前蜀的指挥中枢处于瘫痪状态，因为战争爆发时，王宗衍正在距离成都千里之外的秦州度假。
后唐编造和平的谎言，多半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当时的后唐正面临着契丹的入侵。前文有云，契丹的主攻目标是渤海国，而对后唐实行大面积骚扰游击，以牵制后唐军队后唐因此疲于奔命，也就无力伐蜀。
而前蜀却只看到了表现现象，认为后唐已经无力抵抗契丹的入侵。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后唐绝对不可能打前蜀的主意，在契丹的威胁下，他们是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所以也就相信了后唐谋求睦邻友好的诚意。
不懂政治真的很可怕。
我们之前已经分别站在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