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三年（938）11月，石敬瑭加授杨光远守太尉、洛阳留守，兼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把他从魏州调到洛阳。
与此同时，升魏州为邺都，置留守官（为叙述连贯，始终保持其“魏州”的称呼）；将原属魏博军的相、卫、澶三州分割出来，设置彰德军，以相州为治所；将原属魏博军的贝州、博州、原成德军的冀州分割出来，设置永清军，以贝州为治所。
实际上，原有的魏博军就被肢解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军镇，势力被大大削弱。石敬瑭又把澶州升为防御州，并将州政府南迁到德胜渡，整体向南迁移，以躲避来自北方契丹的潜在威胁，加强战略纵深。
看得出来，在桑维翰提供的“分割魏博”方案中，已经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小小的杨光远了，而是把目光放长远，为将来的有可能发生的“晋辽之战”做准备。
所以我们需要再次强调，桑维翰等“亲辽派”官员不能与“汉奸”完全划等号，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亲辽”，完全是以后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一种鸽派外交，其目的是韬光养晦，最终是要战胜契丹，让石敬瑭和他的后晋政权可以站着把钱挣了。桑维翰亲辽，但绝不精辽。
杨光远更加痛恨桑维翰，而更让他深恶痛绝的事情接踵而至：
杨光远的小弟刘处让荣升枢密使，刚刚半年，刘处让的母亲就去世了，刘处让只能照例辞职回家丁母忧。
“割耳义士”刘处让妥妥的“杨派”，是杨光远在中央的小弟。于是石敬瑭敲山震虎，先拿刘处让开刀，剪除杨光远的羽翼。
石敬瑭下令，撤销枢密院，把印信交给中书省保管，原枢密院的工作由宰相们分别负责。“枢密使”的编制废除了，权力由宰相们接管……这不还是宰相兼枢密使的内核嘛，换汤不换药，唯一有所改变的，就是丁忧归来的刘处让，忽然发现自己被下岗了。
杨光远再也坐不住了，于是面见石敬瑭，当面指责桑维翰擅权弄威、离间君臣、假公济私、与民争利……
据说桑维翰的家人在洛阳等地开办酒店等营业性场所，封建时期的官员下海经商，是对民间工商业的降维打击，即“与民争利”，是非常遭士人鄙视唾弃的。
迫于杨光远的巨大压力，石敬瑭最终将桑维翰外放，任命他为相州彰德军节度使。
桑维翰到了相州后，就革除了一项陋习，即抄没罪犯家产。前文已经提及，凡是犯罪之人，一律抄没全部家产充公，据说这是河朔地区的旧俗。桑维翰深以为不妥，且国家没有一条法律支持这种野蛮粗暴的行径，于是上疏请罢。
石敬瑭非常高兴，于是准奏，并降诏褒扬：
“桑维翰佐命功全，临戎寄重，举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规……闻将相之善言，成国家之美事，既资王道，实契人心……天下诸州皆准此处分。”
你做了一件很平常的小事，而领导开全体大会，重点表扬，不乏溢美之词，并号召集团全部员工向你学习。这说明什么？杨光远同学，请你翻译翻译，这说明什么？你给我翻译翻译，这TM的说明TM的什么？
石敬瑭对河朔地区大刀阔斧地进行重新洗牌，矛头并不只针对杨光远，镇州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也露出了反叛的苗头，石敬瑭肢解魏博的做法是一石二鸟。
河朔地区的整顿并不局限于行政划分，伴随行政区划改革的是，是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移镇命令：
调青州节度使王建立为潞州节度使；
调潞州节度使皇甫遇为晋州节度使；
调晋州节度使李德珫为太原留守；
调太原留守安彦威为宋州节度使；
调宋州节度使刘知远为魏州留守。
青州、潞州、晋州、太原、宋州、魏州，向左转，齐步走，六镇互移。
其中，刘知远坐镇魏州，顶替了杨光远；皇甫遇的调动，则是针对安重荣。
皇甫遇原本坐镇定州义武军，与镇州成德军安重荣结为儿女亲家。镇州、定州唇齿相依亦有百余年历史，二镇联姻，结成掎角之势，石敬瑭深患之。于是先将皇甫遇移镇到潞州，潞州与镇州之间隔着太行山，以太行山天险阻隔二人的联系，随后很快又调往更西面的晋州，使二人几乎无呼应的可能。
在分割魏博的同时，石敬瑭把镇州成德军治下的冀州也顺便划了出来，使成德军辖境由四州减少为三州。
另外，石敬瑭以王建立的家乡是辽州，为了表示对他的恩宠，特意把辽州、沁州划拨给潞州昭义军。其中沁州是晋州建雄军的属州，也就是在皇甫遇的嘴里抢下一块儿肉，再度削弱了皇甫遇的势力。
这还没算完，石敬瑭继续升级这次人事大变动，把河北的成功经验套用在了黄河以南，打起了襄州、安州的主意。
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安州安远军节度使李金全，同样是帝国的不安定因素，亦早除之。
在上述的人事调动中，并没有完成闭环，六镇绕了一个有缺口的圆，最后的魏州杨光远去了洛阳，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