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三鸟】
李从珂重用两个人，刘延朗、薛文遇。
“马全节事件”暴露出了李从珂政权的致命弱点，刘延朗以一己之力掏空了李从珂朝廷的内部；薛文遇则外李从珂朝廷触发了外患。
正是在这两个人的不懈努力之下，李从珂仅仅当了不到三年的皇帝，就身死国破，被迫自焚身亡。
李从珂登基之初，迫于内外形势压力，放石敬瑭归镇。君臣之间互存猜忌，彼此心照不宣。
石敬瑭回到河东太原府后，主要做了三项工作：密布眼线，收集情报；称病卖惨，麻痹朝廷；养寇自重，壮大实力。
首先是密布眼线。
他的两个儿子石重英、石重胤在宫中任职，分别为禁军将领和皇城副使，实际也是石敬瑭的眼线。而石敬瑭最重要的眼线则是他的岳母——曹太后，石敬瑭买通了曹太后的左右侍女，暗中窥伺李从珂的言行举止。
李从珂也经常打探外面的消息，经常与李专美、李崧、吕琦、薛文遇、赵延义等彻夜长谈。李从珂每多接触一个人，就会增加一分泄密的几率。这是李从珂情报工作的失误。
一般来说，特务情报机构应该由一个或几个最受信任的人来担任，由他们负责情报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形成一个闭环的情报体系。这样才能使皇帝高效而隐秘地获取所需情报。
然而这样做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那就是一旦情报机构的头子不够忠诚，那么就会架空皇帝，适得其反。
李从珂政权初创，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构建这样的专业情报团队，靠他自己亲力亲为，或者采取广撒网的策略，也并未取得显着的成效。比如被刘延朗蒙蔽，不知马全节立功之后，不升反降的事情。
而更大的缺点，则是动静太大。如同现代战争中打开了无线电搜索，当李从珂接受无线电信号的时候，他的信息也被别人监听到。
当他凝视石敬瑭的时候，石敬瑭也在凝视他。
在石敬瑭强大的情报支持下，李从珂朝廷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石敬瑭的耳目。这使得石敬瑭在后来的夺权行动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其次，是称病卖惨。
石敬瑭之所以能够安全回到太原，与他在洛阳的影帝级表演密不可分。石敬瑭巧妙地利用一次病情，借题发挥，故意减少饮食和休息，把自己搞得瘦骨嶙峋，成功欺骗过了李从珂。
回到太原之后，李从珂不断地派人前来慰问，实际也是监视。石敬瑭非常敬业，总是不停地向身边左右表示自己身体快不行了，特别是在招待中央慰问使节的时候，总是一脸沮丧，说自己已经无法履行节度使的工作了，正考虑让哪个儿子来继承家业。
然而这种小把戏的效果是非常微弱的，除非他真的死了。
第三，是养寇自重。
这是所有镇边大将的老套路。石敬瑭能够回到太原，除了装病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帝国北部正遭受契丹的骚扰，幽州赵德钧与河东石敬瑭，是后唐帝国的万里长城，是后唐抵御契丹的不二人选。
石敬瑭、赵德钧非常默契，夸大契丹的威胁，以此为由不断向朝廷索要军饷、粮草辎重，还要求朝廷增派禁军协防。要钱、要粮、要兵、要权……
除此之外，石敬瑭还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把他在洛阳和其他各地的财产，全部运往太原，对外声称是为了补贴军用，抵抗契丹。
李从珂非常被动，明知石敬瑭、赵德钧是假借契丹壮大实力，对抗中央，却又不得不倾尽府库地支援他们物资粮饷。
两位边帅不断索求物资，对李从珂来说是釜底抽薪、雪上加霜。
李从珂登基之后，为了犒赏军士，先是搜刮百姓，强行征税，还提前征缴了未来五个月的税，把人民狠狠地盘剥了一通，致使百姓困顿。竭泽而渔，这还只是起步价。
李从珂登基当年（934），天下大旱，关西、河中一带最为严重，同、华、蒲、绛等州出现大量饥民逃亡；
旱情一直持续，史籍记载，到第二年（935）“（六月）京师大旱，热甚，暍死者百余人”，仅首都中暑而死的就一百多人，足见本次旱情之严重。
从九月到腊月，没有任何降水。到了年底，李从珂不得不驾幸龙门镇，亲自求雨祈雪。
而在第三年（936）4月，居然有“熊入京城捕人”的记载，首都大街上，熊出没。可见其萧条程度。
国库紧张，李从珂朝廷的财政问题伴随始终。在这样的窘境之下，石敬瑭、赵德钧还不听催促朝廷拨发粮饷，李从珂只能勒紧裤腰带，倾尽全力予以满足。
6月，石敬瑭奏：部队缺少粮草，部将安重荣请求去邻藩振武军蹭饭。
李从珂：准奏。
石敬瑭又奏：请允许我直接扣留怀州、孟州的租税贡赋，省得快递小哥先送到洛阳再运到这里，省省运费吧。
李从珂：好吧。
石敬瑭又奏：还不够呀，继续给钱给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