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珂在陕州东下时，就给曹太后上疏，听取曹太后的指示。曹太后命皇宫里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都去陕州迎接李从珂，这就是安从进对冯道等人说的，曹太后已经派人迎接李从珂去了。
李从珂命这些人返回洛阳，继续伺候曹太后。
有了曹太后的态度，李从珂在政治上也不再存有任何阻力。
李从珂来到洛阳城西，文武百官在宰相的带领下列队欢迎，恭请入城，然而李从珂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派人传话，说还没有叩见先帝的灵柩，不适合见群臣。
李嗣源驾崩的时候，李从珂没来奔丧，此次前来则要按礼数先哭灵。他这么做不仅仅是要装孝子，而是带有更深远的政治含义。
冯道当然明白，于是上疏劝进，请求李从珂早日登上皇位，主持政府工作。
李从珂对此不做表态，而是先进宫见曹太后、王德妃，慰问逝者家属，然后到停放先帝灵柩的西宫，匍匐在灵柩前嚎啕大哭，哭诉自己遭人陷害、被迫起兵的原因。
冯道率文武百官在外下跪磕头，继续劝进。李从珂则按礼数，向百官磕头回礼。
面对群臣的劝进，李从珂回复道：“我这次来洛阳呢，实在是万不得已，只是想帮皇上铲除身边的奸臣，现在奸臣已经被铲除了，可皇上却误会，跑掉了，那我就等皇上回来，把先帝安葬，然后就返回凤翔继续当节度使，做好臣子的本分。各位怎么突然这个样子呢，很不好嘛。”
第二天（4月4日），曹太后就下令，罢黜现任皇帝李从厚，贬为鄂王，同时命李从珂暂时主持国政，暂时使用“书诏印”。
皇帝的印章总共有八枚，即“八宝”，李从厚将它们全部带走，所以李从珂只能使用核准诏书时的印章，充当后唐朝廷的“公章”。但这里有个小小的BUG，李从厚与石敬瑭见面时，史籍说李从厚没有携带皇帝印信等物。那他到底带没带呢？
个人观点，应该是带了。不带文武百官，是担心出现叛徒；不带黄罗伞盖、旗鼓仪仗，是不方便携带，而几枚小小的印章揣了兜里就行。李从厚的智商没问题，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石敬瑭当然要一口咬定没带。
文武百官前往李从珂旧宅，提交辞呈，表示听候发落，李从珂命他们全部官复原职，一律赦免。
这些都是“禅让”篡位的套路。
4月5日，曹太后下令：李从珂同志当皇帝。
4月6日，李从珂在李嗣源柩前即位，正式坐上皇帝宝座，成为后唐帝国的第四任皇帝。
公元934年，3月15日，凤翔之战打响；
3月16日，中央大军阵前倒戈；李从珂踏上东征之路。接下来就不再是战争，而是凤翔兵的武装游行，从此之后不再有战斗，沿途城池据点望风而降，纷纷归附倒戈；
4月3日抵达洛阳，3天后坐上皇位。
这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结果，连李从珂都不敢想的结果。李从厚政权居然如此脆弱，简直不堪一击，不，不用击，只吼一声就可以了，是不堪一吼。李从珂的东征路也不叫东征，而是走马上任。
有人开玩笑地说李从珂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凤翔城墙上的一声哭，哭出了一个大帝国，把李从珂描述成了刘备式的人物。
凤翔城墙上的哭嚎只是一道可有可无的开胃菜，李从珂之所以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登上皇位，主要是帝国权力与实力的畸形分配，这一点已经被孟知祥准确预言了。
拥有雄厚实力的人没有分配到应有的资源，实力微弱的人却将帝国利益瓜分殆尽。这种畸形的分配方式必然会导致二次分配。
如果率先叛乱不是李从珂，而是石敬瑭，其结果也必然是石敬瑭坐上皇帝宝座。
禁军将士们认钱不认人，不管是李嗣源的养子、还是女婿，哪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谁给钱就拥护谁，反正不拥护李从厚就是了。
李从珂登上皇位后，迫不及待地派卫州刺史王弘贽的儿子王峦，携带毒酒，赶去卫州，让李从厚体面地离开。
4月9日，王峦抵达卫州，见到了囚禁中的李从厚。
李从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问王峦来此何意。
王峦低头不语。王弘贽则端着酒杯，一个劲儿地向李从厚劝酒。
李从厚知道这是一杯毒酒，不肯喝。
既然你不肯体面，那我们帮你体面。王弘贽父子联手将李从厚勒死。李从厚即位不到半年，就这样遇弑身亡，年仅21岁。
李从厚出逃的时候非常匆忙，没有带走妻儿，他的妻子孔氏（孔循之女）和四个孩子都在皇宫中，落入李从珂之手。
李从珂派人向孔氏问道：“李重吉何在？”随后便将孔氏和李从厚的四个孩子全部斩首。
当李从厚被囚禁的卫州时，只有他的嫡系亲信宋令询派人问候探望，当得知李从厚被害死后，宋令询痛哭半日，随后上吊自杀殉国。
李从厚在位5个月，其中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