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杨渥派大将秦裴挂帅，出征江西，一举攻克洪州，生擒钟匡时以归。
杨渥痛斥钟匡时，责他父子与淮南多年为敌。钟匡时声泪俱下，表示悔过，伏地叩头，只求赐死。举拳难打笑脸人，杨渥忽然动了恻隐之心，只杀了钟匡时的幕僚。
杨渥任命秦裴为洪州制置使，而自己则兼任洪州镇南军节度使。从此，淮南兼有江西之地。
洪州被攻克后，境内吉州刺史彭玕，深受钟传之恩而不愿臣服淮南，于是转而投降潭州马殷，以拒淮南。
彭玕，也是趁黄巢之乱而自结民兵土团，后投靠钟传，被钟传任命为吉州刺史。据相关史籍记载，彭玕与主公钟传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尊崇儒术，大力推广教育。有意思的是，史载彭玕喜读《春秋》，且重金求书，有“十金易一笔，百金酬一卷”之说，与钟传的“一字千金”十分相似。
在吉州任，彭玕修缮城池、发展经济、整顿社会风气（如严禁赌博、严打盗窃），为政清廉，百姓称颂。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正是彭玕的大力修筑城池，奠定了今天吉安市的基础。
马殷对彭玕十分器重，与他结成儿女亲家，马殷之子马希范娶彭玕之女。
当然，也有部分史料对彭玕的某些污点提出了严厉批评，例如他投靠马殷时，胁迫数千江西百姓前往湖南，再比如他对待部下尖酸刻薄……
《新唐书》是夸他的，因为欧阳修是编撰者之一，而欧阳修与彭玕是老乡，都是庐陵人；《江南野史》则详细记载了彭玕“掠民入楚”以及尖酸刻薄的负面故事。
《江南野史》的作者是吉州人，该书是站在南唐的立场，而淮南杨氏集团是南唐的前身，与彭玕是敌对阵营，故而多记载其负面故事。并且该“野史”错误甚多，特别是有关彭玕之死的记载，书中说彭玕投奔马殷之后，杨行密刨了彭玕的祖坟泄愤，发现坟内有一条两丈长的大蛇，杨行密当即斩杀了这条蛇，而远在郴州的彭玕如有感应一般，立刻一命呜呼。
这段记载存在很明显的硬伤，因为淮南兼并洪州是在杨行密去世之后，而彭玕一直活到长兴四年（933）。
第四，抚州危全讽、信州危仔昌。
淮南杨渥兼任镇南军节度使，却并未取得镇南军的实质性统一，例如境内的抚州、信州的危氏兄弟就拒绝听命于淮南。
抚、信二州均为洪州镇南军辖州，钟传自抚州发迹，入据洪州时，危全讽乘虚而入，夺取抚州，又命弟弟危仔昌窃据信州。钟传做了节度使之后，曾以武力讨伐，并最终使危氏兄弟臣服。
钟传死后，危全讽认为自己已经履行完了臣属的义务，不再听命于钟匡时的调遣，宣布脱离镇南军而独立，“听钟郎为节度使三年，吾将自为之。”
于是，淮南杨渥与危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危氏兄弟不敌强大的淮南势力，抚、信二州并入淮南版图，自此，淮南尽有镇南军之地，完全控制了江西。
危全讽兵败被俘；危仔昌则逃往杭州，投奔了钱镠。钱镠很反感他的姓氏，于是给他更姓改为“元”。
第五，后梁朱温。
淮南与朱温之间的较量相对复杂，多与荆襄势力有交错，权且称之为“梁、淮、楚三方混战”；也有小规模局部正面冲突，例如淮将米志诚攻打颍州。
激化地区矛盾，挑起梁、淮、楚三方混战的，是着名的问题儿童——朗州雷彦恭与网红孙子——高季昌。
高季昌是朱温干儿子的干儿子，双料干孙子。这孙子实在太孙子了，朱温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作为汴州势力南大门的看门狗，却不料这是一条国之猛狗（不是骂街，这还真是句文言，典出《晏子春秋》，成语“酒店猛狗”）。
当时南方诸藩如潭州马殷、福建王审知、广州刘隐等，皆向朱温称臣纳贡，而由于淮南势力的阻隔，荆南地区就成为南方贡赋进入汴州的必经之路。
高季昌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拦路抢劫，“留其使者，掠取其物”。人家是给你爷爷送钱，你还劫人家，不愧孙子。
面对高季昌的抢劫行为，路途遥远的如福建等，只能写信谴责抗议，而像潭州马殷这样，与之相邻又实力强大的，就武力维权。
而每当受害者提出抗议，“以书责诮，或发兵加讨”时，高季昌总会乖乖地交出全部违法所得，低三下四赔礼道歉，“即复还之而无愧”。
据史籍描述，荆南“地狭兵弱，介于吴、楚”，前文也多次提到，荆南地区屡遭战火侵袭，几乎成为千里无人区，实力很弱。既然如此，要么就别招惹南方诸藩，别手贱，规规矩矩做爷爷的看门狗；要么就一不做，二不休，对，是我抢你的，就抢了你了，怎么招吧，我怕谁？我爸是李刚……不对，是李让，我爷爷是朱温！
运钞车一来就抢，人家一抗议就物归原主，吃饱了撑的？更关键的就是“而无愧”这三个字，真丢尽天下劫匪的脸。
南方诸藩也因此送给高季昌一个响亮的雅号——“高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