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蜀大帅王全斌只用了六十六天就收复了蜀地，兴奋之余，王全斌上表朝廷，表示将士们刚刚活动开筋骨，充沛的荷尔蒙无处安放，干脆，咱乘胜推进，捎带手灭了南诏怎么样？
此时的南诏已经改叫“大理国”，其主段氏。为了方便理解，本书权且沿用开头的称呼。
擅改战略，兵家大忌。赵匡胤急忙飞书叫停，说大唐之祸，正是由于与南诏之间的战争，不可不鉴，于是以玉斧指画大渡河以西，说：“此外非吾有也。”
大宋与南诏以大渡河为界，互不侵犯，为日后统一中原奠定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王全斌进入成都几天后，东路刘光义也来到成都城外，孟昶使用了同等规格的亡国礼再次向刘光义投降。而几天后，赵匡胤的安抚诏书下达，对于两路宋军的奖赏也是同等规格。于是，王全斌颇为不爽，认为自己才是平蜀首功，刘光义只不过是抱大腿蹭经验的，从此之后，两路将士争功结怨，互相诋毁对方。
自古以来，灭蜀的中原将领很少有得到好下场的，远了看三国时的邓艾、钟会，近了则是灭前蜀的后唐郭崇韬。
蜀地的地理条件实在太易于割据，因而入蜀将帅必定会引起中原天子的猜忌。比如这次赵匡胤灭后蜀。
在调度方面，赵匡胤调发两路大军，共同入蜀，而在封赏方面，故意忽略时间先后问题，给予同等奖赏，有意挑起王全斌与刘光义的矛盾，左右互搏、互相牵制；同时，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也处处给王全斌掣肘，史籍记载，说在大军出发前，赵匡胤就下达了诏书，规定事无大小，王全斌必须与诸将商议，实际就是将王全斌的权力分散，结果王全斌攻下成都后，几乎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军中总会有人跟他唱反调；在成都投降后，朝廷又立即抽调蜀地降兵，且令大军班师。
王全斌于是与崔彦进、王仁瞻等部下日夜饮酒消愁，纵使手下将士在成都抢钱抢粮抢娘们儿。“蜀人苦之”。
曹彬屡次劝他班师，王全斌置若罔闻。
不久，朝廷的任命状送到成都，任命参知政事吕余庆知成都府事、枢密直学士冯瓒知梓州，两位文官分别坐镇西川、东川。用文官当藩镇，这也是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或者说削藩的大胆尝试，后文会详述。
唐末五代以来，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新攻克的地盘由攻克该地盘的大将镇守，按照以往惯例，王全斌应该成为新任西川节度使。
王全斌的积怨开始爆发，他用了一个老套路——养寇自重。
先前他故意纵兵劫掠，扰乱了社会治安，在他或有意或无意的操纵下，蜀地群盗蜂起，宋兵恃功骄横，局势动荡不安。而这也成为王全斌不肯班师的正当理由，要维护当地秩序嘛。
吕余庆到任后，王全斌表面上欢迎领导莅临指导，背地里则一脸冷笑，心说看你丫的腐儒如何治理！
某日，巡街的小吏驰报，说有军人在酒后闹事，光天化日之下在商业街持刀抢劫，吕余庆立刻派人将其抓捕，然后斩首示众。
事情表面很简单，但背后的故事相当不简单，因为犯罪嫌疑人不是寻常百姓，而是“军校”，是王全斌的人。
一般来说，军人如果触犯法律，要由军事法庭来审理，而不归地方管辖。也就是说，这位闹市抢劫的嫌犯应该交给军方——王全斌。众所周知，王全斌纵兵劫掠，军人胆敢明火执仗，就是因为受到了王全斌的指使。
这就是王全斌的伎俩。给吕余庆制造一个无法处理却又深受其害的工作难题，给吕余庆一个下马威。同时，也是养寇自重的一部分，让朝廷知道一个道理：蜀地离不开王全斌。
王全斌把吕余庆想简单了，或者说把吕余庆背后的那个人想简单了。
吕余庆没有将嫌犯送交军方，而是直接斩首示众。这是大宋朝廷回敬王全斌的下马威。
朝廷下诏征调蜀地降兵来汴州接受改编，给予了他们优厚的路费盘缠钱。王全斌却擅自削减其数，对蜀兵进行盘剥，引起了蜀兵的强烈不满，当蜀兵行至绵州时，忽然哗变，推举蜀将全师雄为领袖，劫掠州县。
王全斌派骑兵总监军朱光绪前往招抚。
原本全师雄等人是有意跟宋军谈判的，但朱光绪却以无比强硬的态度回应了全师雄——将全师雄留在成都的家人满门抄斩，霸占其女儿，抄没其全部家产。
彻底没有和谈的可能了，“师雄怒，遂无归志”，不反也得反了。于是，全师雄率领部众开始进攻大城市，先攻绵州，不克，继而转攻彭州，占领彭州后，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设置幕府，封赏了二十几个“节度使”，其武装部队自号“兴国军”，人数发展到十余万，分兵屯驻各处险要，声势浩大。成都府治下的十个县全部响应。
王全斌派崔彦进、高彦晖等人前往镇压，结果反被全师雄打败，高彦晖阵亡。
全师雄乘胜切断了剑门关与成都之间的联络线，使得王全斌等驻军与大宋朝廷失去联系。至此，蜀地共有十七个州响应全师雄。全师雄沿